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历史上曾涌现多种灿烂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孕育于特定的时空环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比如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与中国，各自代表着人类早期文明的高峰。然而星移斗转，时至今日，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在数千年间保持连续发展、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吸引着无数学者探寻其内在生命力。社会记忆作为一个群体共同的精神遗产与文化纽带，既是群体认同的根基，也是文明传承的血脉。让我们循着这一视角，探寻中华文明何以历千年而不衰、历风雨而更茂。
节庆活动和仪式，唤起与加深着民族记忆。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寄托着民族团结与家国和乐的美好愿景。在传统农业社会，节庆活动依循寒暑交替、四时轮转的自然节律展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生命智慧。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一系列贯穿岁时的庆典，不仅建构起中华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知，也通过祝福语、爆竹、歌舞、叩首等仪式化的语言与身体实践，成为维系家族血脉、沟通代际情感的文化符号。正是借助每年周而复始的节庆仪式，中华民族不断唤醒并深化着自身的文化记忆，凝聚起强大而持久的民族向心力与文化韧性。
文字的发明和记录，让社会记忆得以保存并流传。文字承载文化，文化延续文明。中华民族自古便重视以文字记录历史。从结绳记事的传说，到仓颉造字的创想，再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汉字历经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直至楷书的演变，逐渐定型为稳定而易于书写的系统。这种易学、易用的文字，成为中华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的重要基石。文字的存续与流传，离不开物质载体。在纸张问世之前，古人将信息“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以此传之后世。直至造纸术的发明，尤其是经过蔡伦、左伯等人对工艺的持续改良，书写载体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与同期西方使用的昂贵羊皮纸、古埃及脆弱易损的莎草纸相比，中国的纸张轻便、耐久、成本低廉，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与社会文明的进步。此后，印刷术的诞生更是为文献传播插上了翅膀。典籍得以化身千百，跨越时空，广布人间，深刻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的交流。
官方和私人积极从事文献编纂，使中华文明得以系统传承。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主要依托典籍的文字记载得以保存和流传后世。在我国古代，文献编纂的主体分为官方与私人两大系统。就官方而言，历代政局稳定的时期，往往都会组织大规模的文献编纂活动。从先秦的律令删订，到唐宋的官修类书，再到明清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实录编修，以及持续兴起的地方志编纂浪潮，均体现了“盛世修典”的传统。
在民间与私人领域，古代文人士大夫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人生追求，积极投身于编史修志与著书立说。代表者有：孔子删定六经，左丘明失明后发愤著《左传》《国语》，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历时十七载完成《史记》，杜佑耗时三十五年编纂《通典》，刘知几辞去史馆职位专心撰写《史通》，郑樵以三十年心力著《通志》，李时珍倾四十年心血编成《本草纲目》，章学诚穷尽一生撰写《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重要史论，等等。更有无数文人墨客呕心沥血，创作出诗三百、楚辞、乐府、律诗绝句、词曲小说等璀璨作品，形成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杂剧与小说等极具时代特征的文学体裁。
通过文献编纂，贯通古今的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得以建立。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当代的《清史》与《中华大典》等重大文化工程，更将文明赓续的深远传统推向新的时代高度，持续彰显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图书和档案的保存，助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书籍具有积累文化、传播知识的作用，在漫长的藏书史上，逐渐形成了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和寺观藏书四大系统，它们互为补充，共同守护着文献典籍的安全。不知有多少藏书家为求得一册珍本而倾尽心血，在收藏与守护的过程中，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历代水患、地震、兵燹战乱等天灾人祸，曾一次次损毁中国的典籍。先人凭借智慧、勇气与担当，竭力守护，使得诸多珍贵文献得以传承至今。其间，亦有不少藏书因战乱掠夺、主人出售等原因流散海外。如今，相关人士正借助各种契机，致力于搜寻这些流失文献，推动其重回故土。
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巩固政权、维护秩序、记载历史的重要功能。作为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档案也为后人总结经验、开创未来、延续文明提供了重要镜鉴。正因如此，我国历代政权对档案及其保护工作极为重视，往往集中人力、财力与物力，为其创造良好的保存环境。从西周时期的“石室金匮”到两汉的“兰台”“东观”，从唐宋的史馆与架阁库到明清的皇史宬与内阁大库，这些专门建筑与机构的设立，旨在抵御自然灾害与人为损毁，最大限度延长档案的存续时间，使珍贵的历史记录得以传承，实现“贻鉴将来”的使命。
读书明理的追求，延续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便有崇尚读书、以明理为要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人们认为读书不仅能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个人命运，更能增长知识、启迪智慧、提升修养与品格。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中，这一理念更演化为“耕读传家”的醇厚家风，逐渐形成“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一深入人心、世代相传的文化共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读书治学的传承生生不息、代代相续。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有司马迁、扬雄、刘向等大家；魏晋时期，“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文采风流；唐宋之际，八大家与程朱诸儒并立；明代，“前后七子”“嘉靖八才子”以及王阳明、李贽等各树一帜；清代，乾嘉学派、桐城学派等蔚然成风。他们的学识思想，如同历史长河中屹立的柱石，架起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桥梁；好似暗夜中不灭的星火，照亮民族精神前行的路程。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文化多元并存，更需要以读书治学的精神激扬人心，传承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为民族发展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通过激活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社会记忆，可以为全社会提供更加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依托厚重的积淀，中华文明将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在适应时代变化中持续升华，并在自身内部的调整变革以及与世界各地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
（作者霍艳芳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6.03.24